头了，读者闭目试思，在你所亲见亲闻的酒色之徒中，有几个不凄然而逝？红颜知己，学生战友云乎哉？

    赵一荻，我们历史家也替您喝彩！

    至于张学良将军是个军事天才，我们读史者亦不能反证其非。学良才二十出头，便指挥数万大军，南征西讨。年方二十六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将军」，与吴佩孚等老帅同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

    当然学良的大官大位是与他「有个好爸爸」分不开的。但是他那个好爸爸也幸好有这么个好儿子。学良是他的「先大元帅」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挥。他们的父子档，正如京戏舞台上所创造的「杨家将」。没有这个儿子，则张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逊色多了。没有这个儿子，老令公于「碰碑」之后，余众也就统率无人了。

    少帅的崛起，确是由于传统的宗法关系而扶摇直上的；但是专靠这点血缘关系，便「负方面，独握大权」，雄踞一方，足为西欧各国之共主，也是做不到的。关于这一点，公正的历史家，自有清楚的jiāo待，读者可细玩之。

    张学良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情场、战场之外，也有其政治家的节cāo与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热血。他在二十来岁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已非老帅所能及。「年未而立，即负方面，独握大权」之时，竟能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蟠然「易帜」。

    须知，学良于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国史上也鲜有先例。东北当局当年处于日俄夹攻之中，据说南京策士曾有「以外jiāo制奉张」的建议。其实反过来说，「奉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在中国边界史中，安禄山、石敬塘、张邦昌、吴三桂和后来的盛世才，不都是好例子？学良何尝不可依违其间，待机而动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促成国家统一，最后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夹攻，终使他独力难以为继。再者，张少帅亦未尝不可师当年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联俄以抗日，亦联日以抗俄，于二寇均势中，自图生存。而学良亦舍此老例不顾，却（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挥师「抗俄」，作了个希特勒式冒险之前例，对南北二寇，两面开弓。结果力有不敌，终于弃甲曳兵而走。或问学良当年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那时少帅还不过二十九岁，满腔热血，他如何能向那老谋深算火气全无的老官僚李鸿章看齐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读历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当事人的动机，而作其「诛心之论」了。学良当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干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与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古人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盖人之异于禽兽者。便是不同的禽兽，各有其独特的物xìng，如虎狼之残暴、乌鸦之反哺、鸳鸯之爱情等等。这种不同的灵xìng，人类却兼而有之。只是人类各个体，偏向发展各有其不同程度罢了。世人之中君子小人之辨、爱情色yù之别、贪婪廉洁之分也就在此。吴三桂说，父不能为忠臣，儿安能为孝子。事实上一个人在天赋xìng灵上，不能做情种，又安能做烈士。于此我们也可看出，张学良青少年时期的那股血xìng。明乎此，则我们对「赵四」为爱情而生殉的感人故事，便也觉得没什么费解了。

    显然的，张学良青年期的血xìng，和他不愿做帝国主义傀儡的骨头，也是引起「九一八」事变的基因之一。今日史家已完全证实，「九一八」事变是当年日本朝野蓄谋已久的行动。老实说，那也是「北伐」以后，蒋李冯阎三年内战的必然后果。事变既发，张学良之「抵抗」与「不抵抗」，是不会改变事变之结果的；而况他的「不抵抗」原是奉命行事。背了这「不抵抗」三字的黑锅，在当时真是「国人皆曰可杀」。而张氏为此三字之冤不辩一词；并从而戒烟去dú，浪子回头，洗心革面，知耻近乎勇，却是很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就要谈到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了。西安事变，这件历史事实，今后恐怕要被史家争辩一千年而终无定论。但是，事变中的若干史实也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第一，事变之发动是基于张学良对国难家仇的义愤。他反对内战，主张qiāng口向外，是绝少、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到私人利害的。在学良看来，北伐之后，他为谋求国家统一，不惜自弃历史，毅然「易帜」，归顺中枢。如今外患急于燃眉，蒋公必yù置中共全军于死地，不灭不休，毋乃太过。学良口劝不动乃贸然实行兵谏，希望蒋公不为已甚，张氏这种心理基础，盖亦为史家所不容否认者。

    第二，西安事变之发生，建议为杨，主动为张。迨至骑虎难下之时，学良「问计无人」，致使精明而识大体的周恩来变成「谋主」。不过话说回头，西安事变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国共产党．中国gu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