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ín dǎng乃至蒋公本人也未始无实惠。盖西安无变，则蒋氏之剿共战争，以蒋之个xìng，势必坚持到底。然证诸世界各国近代史之各种实例，这一剿共战争，将伊于胡「底」，实无人可以臆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古人说，扬汤止沸，莫如去薪。共产党有群众有理论，不谋釜底抽薪，专求扬汤止沸，是消灭不了的。而专靠qiāng杆来剿共，就是扬汤止沸。何况外患紧迫，大敌当前，有谁能保证，一把野火就把共产党烧得死灰不燃？所以西安事变，未始不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

    再者，西安事变之圆满解决，对当时南京政府也提供了「全国统一，一致对外」的抗日战争的必要条件，因而提早了全面抗战。根据当时guó mín dǎng「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没有西安事变，则国府对日还得继续「忍辱」，而忍辱又伊于胡「底」呢？以当年日本侵华的气焰来推测，南京之抉择在「抗战」、在「忍辱」，其结果并无轩轾。所不同的只是：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yù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没有个西安事变，而guó mín dǎng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公与guó mín dǎng在中国历史上，将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变对蒋公对guó mín dǎng，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总之，抗战八年，实是我国家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兄弟阅于墙而外御其侮，这句古训，在抗战初期，真表现得刻骨铭心，为后世子孙，永留典范。笔者和一些老辈读者们都是有亲身体验的过来人。我们那时亲眼见到蒋公和guó mín dǎng的声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这点史实，任何公正的历史家，都不会否认。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一统，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政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

    蒋公和guó mín dǎng，当时有此声望，有此契机，好好搞下去，正是天降大任，民赐良缘，来复兴民族，重建国家。谁又想到八年苦战之后竟落个派系倾轧、五子登科、关门自杀的局面，这又是谁之过欤！？若说没有西安事变，guó mín dǎng便可把共产党完全消灭，以后纵使贪污腐化，你倾我轧，仍然可以安享其锦绣河山，荣华富贵，把人民当阿斗，恐怕也是痴人说梦吧！西安事变提早全民抗战是真，使反对派的中共因此壮大也不假，但是说它毁灭了guó mín dǎng在大陆的政权，那就过甚其辞了。

    【编者注】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一期，系作者为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所作书序的删节稿。

    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

    二次大战后影响历史研究最大的一门学科，便是由杜威大师开山的「行为科学」（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了。这宗新学派的论学主旨则是「个xìng决定行为」。其「决定」的方式则是通过一种ＳＲ或ＳＯＲ程序，也就是「刺激生机反弹」（Ｓｔｉｍｕｌｕｓ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连续反应的运作过程。这一过程的发展也是有其等级的：如果这一个xìng所决定的行为的行为者是一介匹夫，则其行为的结果（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就只限于一家之内；如果他是官吏或教师，其影响便及于社会；如果他是个秉国政、掌重兵的大人物，那就牵涉国计民生了；更上层楼，他如做了世界级的伟人，不得了，他的个xìng所决定的行为就关系全人类的生死存亡了。

    如今天与人归，由张岳公资政所领导发起、群贤共祝九秩大庆的汉卿张学良将军，便是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历史伟人，他的个xìng所决定的行为，就关系全人类的祸福。事实上，他那颗火热热的、老而弥笃的赤子之心所铸造的个xìng，再通过ＳＯＲ的过程所「反弹」出来的社会行为，就部分地改写了廿世纪后期的世界通史，也通盘地改写了同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我们搞近代史专业的史学家，如今面对这样一位重量级的历史制造者，执简在手，又怎样去秉笔直书呢？

    传统史学中的「春秋之义」

    老实说，上述西方这宗最新的学问，和我们东方最古老的孔孟教义，基本上是殊途同归的，至少两者之间并没有原则上的矛盾。只是行为科学家只泛论人类社会行为变化之通则，内涵是抽象的，没有涉及个xìng或人xìng善恶的具体问题；而我国儒法两家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则基于具体的人xìng之为善为恶的问题。其实善恶的标准是人类智慧主观地制订的，人xìng因此也是善恶兼具的。君子小人之别，只是两种「七分天赋、三分环境」所养成的不同的人品罢了。

    可是从实际政治运作的观点来看，则有为有守的君子之间，亦何尝没有误国之士；无所不为的小人之群，也每有治国用兵之才。既然这样，我们观察历史人物，又如何落笔呢？所以我们传统史家乃有所谓「春秋之义」，就是把他们的动机与效果分开，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人物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