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五月下旬，以流寇姿态，侵入大同。眼看雁门关甚至太原都危在旦夕。久踞穴中怡然自乐的阎老西，一时手忙脚乱，乃连电张、吴两帅告急。愿率三晋健卒，同伐冯贼。

    阎之伐冯，无他，拒贼自保也。

    吴之伐冯者，誓报前年一箭之仇；并图借机重主中枢也。张之伐冯者，入关为主，取而代之也。

    因此，张、吴、阎、冯，四大军阀，各怀异志．各军将领，谋利求禄，各为其主。把整个华北打得烟雾弥漫、血ròu模糊。可怜千万生灵，被这批军阀弄得尸填沟壑，家破人亡，惨不忍睹。这时华南两广的guó mín dǎng也正在东征西讨，qiāng声遍地；汪蒋二人为争领导权，正彼此勾心斗角。湖南的赵恒惕、唐生智更打得头破血流。驱汪以后的国民革命军，也于此时乘湘乱而北伐。一时中华大地，南北东西，都pào声隆隆。这时的中国，哪里还是个国家啊？!

    奉张统一华北的远景

    在这华北四大军阀混战之时，四人之中以吴佩孚比较空虚。他虽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毕竟是强弩之末，众叛亲离，兵力无多。加以他北至南口，南及衡阳，绵延千里，一字长蛇阵的战线，进攻退守均属不易，随时有斩头、除尾和断腰的危险。事实上当他于一九二六年春应张作霖释嫌修好，共除冯玉祥的密约（见苏锡麟自述，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八二页），计划北上讨冯时，他拖在南方的尾巴赵恒惕的湖南地盘，就被唐生智吃掉了。唐自知无力抗吴，乃投向两广，这便引起了革命军的「北伐」，吴佩孚也就首尾受敌了。

    至于阎锡山阎老西这位山西「土豪」（章太炎评语），原不是个雄才大略的野心家。他毕生的心愿都集中于维持山西省这个大票号。这一点他也的确做到了。所以对付阎老西，除后来的共产党以外，guó mín dǎng和日本人都赶他不走。但是为着保持山西这个老巢，合纵连横对他都只是技术xìng的问题。阎锡山是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的。北伐军势力大了，他也可追随「焕章大哥」（冯玉祥字焕章）加人guó mín dǎng，受命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大同雁门之争，也就忘于脑后了。

    冯王祥在华北虽是个无根军阀，但是他一旦发现了「联俄容共」、「加人guó mín dǎng」这条新出路，思想搞通，乐不思蜀，南口弹丸之地的得失，对他也无关宏旨了。

    至于长江流域那些小军阀，处于四战之区，北边战败则投南（如唐生智）；南边战败则投北（如孙传芳）；南北相持则舍冷灶烧热灶（如陈调元）。他们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再看那些据守西南、西北的边疆军阀。在王纲解纽、中原无主之时，他们就你砍我杀，兼并边睡，称王称霸。但是一旦中原一统，新朝崛起，他们自会奉表称臣，甚至撤藩归政，皆不是大问题。这一套样板戏，已在我国历史上演出了两千余年，此次不过是最后一场罢了。

    所以我们民国史发展至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初，局势已十分明朗南方已逐渐统一于「联俄容共」，以蒋介石为首的guó mín dǎng政权；北方政权则渐次归并于奉张父子。双方「楚河汉界」，一南一北把神州中分为二。分久必合，要中国重归一统，就要看谁强谁弱，谁死谁活了。

    「安国军」成立始末

    可是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政局的变动是太复杂了。以前美国哥lún比亚大学有位白裔中国史老教授，曾立志写一本书叫「一九二七年之中国」。他老人家，无征不信，把鸡毛蒜皮弄得太仔细了，写了二十余年，还缴不了卷其实他所写只是南方的半个中国而已。

    那时作为「革命对象」的北洋军阀，和他们的北京政府，其复杂情况，亦不下于南部的国共两党。虽然如此，我们长话也不妨短说。

    话说冯氏「国民军」鹿钟麟部，为直奉所逼，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撤出北京，退保南口之后，张学良随即率张宗昌、李景林入驻北京。自此北京便是奉系的天下了。北京政权在军阀时代之更迭，原是形同儿戏的。此去彼来，自有长乐老人随时「劝进」。这次奉系当权，长住北京的一些官僚政客们，也就动脑筋，劝张作霖进驻中南海，出任民国大总统了。

    可是张作霖却不愿率尔cāo觚。他虽然以统治者自居，于六月廿六日亲往北京晤吴佩孚。当吴氏主动北上亲自指挥讨冯的南口之战时，张亦于三日后离京。其后便往返于津奉之间，坐山观虎斗。吴佩孚攻南口逾月无功时，老帅始令少帅接手以奉军专长之重pào轰毙国民军万人以上，终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四日攻克南口。冯军西遁，华北遂成张家天下。

    当南口之战正在高峰时，南方的北伐军也正迭克名城，于七月一日颁布动员令，七月九日「誓师北伐」。八月廿六日与廿九日乃发生早期北伐战史上最有名的「汀泗桥」与「贺胜桥」之战。其惨烈情况，当时亲临前线的指挥官张发奎和李宗仁两前辈，曾为余详述之。

    贺胜桥防御战的指挥官便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