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独守孤岛的黄埔蒋校长看来，可能是荒唐透顶，但是在北方的奉张父子眼光中，孙文还是够朋友的。当他们十月底打垮吴佩孚之后，有志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远在两广的「孙文」（「孙文」是当时北方军人对中山的习惯称谓），还是要jiāo结的。所以奉张当时也欢迎孙文北上，是有他父子自己的主意的。

    可是我们这位国父却是一位私心极少的正人君子、爱国者、直肠人、理想家，甚或「大pào」，他的考虑虽然全属空想，却是从民族整个利益出发的。正如他在后来的「遗嘱」上所说的，他应约北上是有「两大主张」的。这两大主张便是：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

    中山先生要开个什么样的「国民会议」呢？像「民元国会」或像他自己在广州搞的「非常国会」（一九一七），或是「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后会议」（一九二五）？抑或是像国共两党后来所搞的「扩大会议」（一九三○）、「国民参政」（一九三八）、「人民政协」（一九四九）、「国民大会」（一九四七、一九四八）、「人民大会」（一九五四）？他老人家并没提出具体方案。纵是提出了，历史也会证明它是一场无用的闹剧。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则更属空想。那时神州大陆，各省均在关门砍杀，遍地qiāng声。那些战败了的军阀官僚，都还要靠「不平等条约」体制下的「使馆区」（东jiāo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满日本站、威海卫、九龙，甭说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那些战胜者，也要靠这些地方去吃喝玩乐呢，「废除不平等条约」，岂是中山号大pào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

    不过在我们的民国时代，朝政失纲；在野者总比在朝者有舆论声望、有道德权威。他可喊口号、讲大话、唱高调以赢得全国喝彩而成为「君子」、「圣人」，名满天下。何况中山的确是当时中国最高层政坛上唯一的「现代人」（Ｍｏｄｅｒｎ　Ｍａｎ），和无私忘我的圣徒（Ｓａｉｎｔ）。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中山先生当时在中国声望之高，是举世无匹的，虽然他所唱高调之不切实际，也是与他的声望成正比的。因此当他在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除夕抵京，至翌年三月十二日病殁，在全国的爱国情绪上，是打了一剂强心针，而在实际政治作用上，确未泛出应有的涟漪。奉张父子对他也就不太重视了。

    张作霖「武力解决」的腹案

    「北京政变」后，张作霖对时局的腹案，显然就比孙中山的实际多了。张搞的是「qiāng杆出政权」，用武力统一中国。「武力统一」这四个字是段祺瑞在搞「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时发明的。继之而来的接班人是吴佩孚；吴之后才是张作霖。其实奉张之后，蒋、毛二公所搞的还不是「武力统一」？反观我国三千多年的历史，哪有什么「和平统一」这回事呢？所有「分久必合」的现象，都是「武力统一」的结果嘛。民国哪能有例外呢？

    作霖当时的腹案分明是：屯重兵于华北，压制冯玉祥，最好能不战而屈之。然后招降或中立那善于观风的山西阎锡山；再挥军南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消灭直系的残余势力，如盘据沪宁一带的齐燮元，闽浙一带的孙传芳；甚至包括仍然寄生于武汉、洛阳一带的吴佩孚本人。长江既已在掌握中，则华南、西北，不难传檄而定也。事实上奉军于一九二五年春季南征，便是循这条腹案脉络前进的。

    张少帅的震主威权

    这次奉军（第三次）入关南下的编制，是自「东北陆军」中编出六个「军」，由姜登选、李景林、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许兰洲分任第一至第六军军长。每军之下各辖三至六个「旅」及若干「独立团」，如pào兵、工兵、辎重兵等等。另加空军、海军由少帅张学良直接指挥。六个军的总人数，盖有二十余万人。

    在这六军之中，再以最精锐的一三两军合组「一、三联军司令部」，以张学良为司令，而以第三军副军长兼第六混成旅旅长，也是当时奉军中最具现代化头脑和最干练的将才郭松龄为副司令。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再次扩编；改旅为师、改军为军团。改「一、三联军司令部」为「京榆驻军司令部」，驻天津。直辖步兵六师十二旅，骑兵一师两旅，pào兵两旅，工兵一团。少帅张学良任第三军团军团长兼司令，郭松龄副之。共有步骑pào工辎各兵种七万五千人。奉军六人军团的张家父子兵之精华，悉在此中矣。张学良若非「少帅」也就权高震主了。

    至于「京榆（或作津榆）驻军司令部」设立之确切日期，当事人如张汉公（张学良字汉卿）本人及郭大鸣（松龄之弟）等之「回忆」及诸史家著录，均略有出入。盖「军团」之设立，「司令部」之改制，均发动于一九二五（民国十四）年春，而完成于同年九月也。

    奉军南征与诸将分封

    可是当奉军于一九二五年春季沿津奉、津浦南下，志在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少帅这支奉军主力并未动用。它的主要任务显然是稳定华北、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