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长随的功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不但协助官员处理一切杂务，还成为官员与下属吏役之间的一个重要行政环节。这是因为清朝地方官员采取籍贯回避制度：自顺治开始，总督c巡抚以下地方官员均回避在本省任职，即必须易地为官。到康熙时，回避制度更加严格，官员任职之地应与其本人籍贯相去五百里以外，而不出五百里者均应回避。官员除非罢官或去职，才能回到家乡原籍，这就是所谓的“宦游”。这样，官员到陌生地方上任之初，必然要面临人生地不熟的局面，而衙门里的办事吏役则大多由当地人把持，自成一股势力，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这个时候，长随作为官员带来的亲信，就自然而然地在衙门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尤其在地方州县衙门，长随更是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行政力量，被老百姓称为“二爷”。而在地方衙门里，只有地方长官被称为“老爷”，地方长官的幕友被称为“师爷”，书吏c衙役等都不能称爷。长随与长官c师爷并为衙门里的“爷们”，可见其地位和作用。

    最初，官员一般任用自己的亲戚朋友来担任长随，但随着长随的职业化，在官场中以此为业谋生的人便成为长随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到了乾隆时期，捐纳开始盛行，更是出现了与长随相关的独特的“带驮子”现象。

    捐纳，又称赀选c开纳，有时也称捐输c捐例。说白了就是卖官鬻爵，由朝廷将官职明码标价，公开出售，卖官得来的钱财统一入库，以解决财政上的不足。在清朝，捐纳制度是一项很重要的制度，与科举制度互相补充，一部分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一部分人则通过捐纳制度做官。康熙时期，捐纳官只到知县。到雍正年间，道府以下各官均可捐纳。再到乾隆时，文官可捐至道c府c郎中，武官则可捐至游击。

    捐纳官职的盛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仕途竞争更加激烈，因为官员的职位c名额始终是有一定额度的。捐官的人很多，职位的实缺却是很少，这样，真正落实到上任的就少了。官员从候选到候补，再到补实上任，往往要等待相当长一段时期。一些家底不厚的官员通常在候补阶段就已经用尽了钱财，陷入了生活无着的困境。在这个紧要关头，专门从事长随行当的人会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借钱给这些官员。当然，这些人不会白白借钱，投资一定要有所回报。一旦官员补实，长随则跟随他一同上任，并要求派以重任，以此作为对之前借钱的报答。这就是所谓的“带驮子”，又称“带肚子”。

    长随们之所以宁可倒贴钱给官员也要谋取这份“下三烂”的差事，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衙门中多有“陋规常例”，凡长随经手之事都可以捞一份外快。《官场现形记》中说一个州衙门里的长随每年红包“好几千的拿”。前面提到《红楼梦》中贾政上任江西粮道，跟他的长随都是花了钱给介绍人作为“荐资”的，贾政却一心要当清官，长随们捞不到外快，仅凭薪资肯定要血本无归，这才各自离去。

    职业化后的长随，种类繁多，有按出身划分的，但更多的是按职能划分。负责把门的叫做“司阍”或“门上”；负责文书签转的叫做“签押”或“稿案”；在公堂值勤的叫做“值堂”；负责通讯的叫做“书启”；掌管印信的叫做“用印”；管仓库的叫做“司仓”；负责税收的叫做“钱漕”；还有“管监”c“管厨”c“管号”c“跟班”等等众多名目。

    坐知府c知州随颇类似当今的“驻府办”，最初只是为接待新到任的官员而设，负责为新上任的知府c通判等上级官员修缮官舍c供给家具薪炭等。但到了后来，坐府c州长随逐渐演变成州县地方官员派在府c州城的耳目，成为下级官员与上级官员“深相结纳”的关键纽带。坐府c州长随们均是各州县官员的心腹，机灵而狡诈，盘踞在六曹等总会之地，负责打听上级官员们的一切动静，便于州县官员及时了解上级的动向——凡其各上司三节两寿c水干礼物以及喜庆大事，一得确信，要预为具禀；官长有升迁降调之信，十天要报一次；如有奏稿要件，要抄稿送呈。而下级官员与上级官员保持“亲密”关系，上级官员“交代”下级官员事情，也主要是通过坐府c州长随。因而，在坐府c州长随的背后，隐藏着无数见不得人的交易和黑幕。）

    “这怎么能行？吃完饭我们找他们说理去。”

    “俗话说‘民不与官斗’，我看这事就这么算了吧。”

    “那行，我们以后每个月不休息了，这样要不了多久，租铺子的钱很快也就回来了。”

    “给我说说，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脸像虽然凶了一点，但只要对你好，对孩子好，我觉得你不妨可以考虑考虑。”豆花大嫂头顶的阴霾消失之后，开始给梁红英当前了红娘，或者说她这顿饭本身可能也有着牵线搭桥之意，她深知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的不易，如果能将这两人凑成一对，这算是大功一件，也算是对梁红英倾囊相助的另外一种报答。

    “我和他之间没什么。”

    “瞧你这张脸红的，你这叫不打自招。”

    “我”梁红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