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但是我还是说，他的回忆录是应该写的。但是工程浩大，绝不是我这个七十老翁，可以干得了的。

    「那你就开个头嘛。」他说：「以后我们也可以跟李宗仁一样，找哥lún比亚大学」

    他说这话，我知道，他是不会相信我的建议的，我也知道他心里会在想，「写一部回忆录，我讲你写，有什么天大的了不起呢？」他一再地说，他以后要请我到他家去，把这事好好谈谈。并坚持要我「开个头」，以后再从长计议。

    张汉公和我一谈就是三个小时，主要是我二人对谈。王一方君只在一旁照了好多照。我觉得应该是他睡午睡的时候了，虽然他还有说不尽的故事，而毫无倦容。最后还是我坚持他应回家休息。我要陪他一起下楼去。张公却示意，要我先走，因为「门外还有人」。这是张学良先生第一次和我见面。我个人在大学课堂里，谈了三四十年的张学良了，这次才见到一个与我理想中完全不同的真的「张学良」，虽然我对他在历史上的结论却没有多少改变。在张授意下，王一方君送我上电梯，我走后，他二人才出门。

    不愿伤害蒋夫人

    与张别后，刘绍唐又约我晚餐，为此事讨论了很久，绍唐劝我写下去。但是经验和年龄都告诉我，我只能「开个头」。其后我就去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把该馆所藏有关张氏早年的书籍、档案、新闻纪录，和单篇文章，编了个参考书目，再根据其中要件仔细清查。这对一个七十岁的老童生，实在是个很大的包袱。所幸兴致尚好，终于写出以第一人称的海城张氏的《关内源流》和《关外定居》的两篇草稿，送请少帅增减和更正。

    可是此时在台北，我还有许多其他的杂务要处理。因为远居异国，国内有许多邀请，万里飞行，参加不易，多半都回绝了。然既来了一次，顺便在同一地区，多参加几次学术会议，也是难得的机会嘛。此时在香港和大陆，我就接受了好几个学术邀请会，需要参加。再者，平时到各地旅行总是三五天的事，这次不巧，我是住在我岳丈家里，刚碰上他老人家病重住院。不久他就以九一高龄去世了。他的子女都在国外工作，求医侍疾，来去匆匆。我助理后事也就责无旁贷了，所幸我这年有一年休假期，甚至可以申请退休。再者，岳丈死后遗留有房子、汽车、司机和阿妈，订有合约，一时也辞退不了。我被迫鹊巢鸡占，在台北就做起「汽车阶级」来了。这时我也曾到张家请益，并把我的底稿送请他过目以便修正。当我车抵张府时，那个在张家门外巡逻的「便衣」，竟招手含笑鞠躬开门让我进去。这大概因为我岳丈的汽车上，有一张「总统府通行证」的关系。这就使我想起，我的学生傅女士告我，她曾在张府门外被警卫驱逐的故事来。还是苏秦说得好：人生富贵岂可忽略哉！无车无马，怎能私闯公门。

    张公看了我的草稿之后，虽也不无赞词，但是他说他希望我做第一人称（ｆｉｒ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他自己只做提供口述史料的「第三者」。这一来，那便和《李宗仁回忆录》大异其趣了。「为什么呢？」我不免好奇地问他。他解释说，他不愿伤害蒋夫人，蒋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许多话，在蒋夫人还活着的时候，他不愿「直说」，只希望我让他以「第三者口气」发言。

    其后张公又派他的小助手王一方和一方的好友郭冠英，来约我到他家和一方家谈笑餐叙了好多次。这时通过一方母亲的叙述，张公和我才第一次知道，一方已过世的父亲，王新衡先生和先岳吴开先，生前原是好友，同属于guó mín dǎng的CC系。真是西谚所说的「世界太小」。

    哥大东亚所愿为张传担纲

    我这「第三者口吻」改动的工程不小。身边既无书记，也缺少足够的时间，我就到香港和大陆开会去了。一去经旬，回台时已耳目一新了。这时张公已获得了人身自由。当局为宣布此好消息，并要为他举行个九旬大寿的庆祝会，需要九十位「发起人」。张公把我的名字也放进去了。当他把此一好消息告我时。我为之大惊，问他能否将我的名字删掉。张公还惊问何也。我说少帅九十高寿，在台湾纵列出个两百位发起人，也轮不到我。今日列名其中，会惹起宝岛政学两界不必要的反应。张公还笑我多心，连说不必顾虑。

    果然就在此时，台湾报纸注销了我为张公作传的惊人消息。北京的报纸，随之披露。接着，谣言传出，guó mín dǎng秘书长宋楚瑜先生，也在查讯此事（后来宋兄还特地向我说明，他未尝过问，想必另有权威）。此消息一经传出，张学良先生首先就慌了，他刚刚重获白由，难道又要回去？张公乃找我特别商量，要我二人发个「联合声明」，否认此事。

    我告诉少帅，我断无资格和他发什么「联合声明」。先让我单独发个个人声明，说我之认识张汉公，是我先岳和王新衡先生的友谊关系。但是我们也绝对没有谈过西安事变。发过这项声明，我说我便立刻离开台湾，新闻记者一定会再访问你，那您就严正声明绝无此事就好了。张公认为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