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这桩犯上作乱的事件，他自己也早就把他qiāng毙了。因此他被蒋关了半个世纪，不但无怨无尤，蒋在他心目中，始终还是个「亲如骨ròu」的、抗日救国的统帅，他心目中，大大的民族英雄。

    是非永无定论

    像张少帅这样罗曼蒂克的历史人物，尤其是当他还在关押期间，不能自由行动之时，像在下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来也没有梦想过和他去拉上关系，或是来替他写本传记，就连访问他一下，笔者也从未作此梦想。可是天下事，有时就出乎意外，也算是机缘巧合吧。少帅在其垂暮之年他已九十，我也已七十高龄他竟然躬自下访，和不才大为盘桓了一阵子，不但我被邀请作其座上客，正式约我为他写传，他也曾到新泽西州，下访寒舍，作我的贵宾。那也是我迁居到敝庐现址之后，最享名世界的宾客了。张公何以和我有此一段缘分呢？外界误传甚多，虽不值一驳，但是此事经过的本身，倒不妨略叙一下，也算是史学界的一宗真实的小掌故吧。请先从「沈阳事变」说起：

    在上一世纪，三○年代之初，当他对日本侵略我东北，以其「不抵抗主义」来应付「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一年）的高潮期，我正是一个才略懂国事的小学生。我记得那时我们在街上yóu xing，大呼其「打倒张学良，打倒赵四小姐」的口号，每至热泪横流，那也是我生平参加学生爱国运动的破题儿第一遭，真把张学良这个「军阀」，恨得牙痒痒的。其后西安事变bào发（一九三六年），我已是一个颇懂时事的中学生，这时我对张学良倒反而有些同情与崇拜之心。其后年纪渐长，尤其是在美国大学，对中西各族学生，教了三十多年的中国近代史，「张学良」这个历史名词，在我的课堂里，时正时反，或正或反的，也翻了好几次身，而说不出个定论来。最初我只怪我自己，思想搞不通，下不了结论，经过数十年的反复思考与观察，我对这段中国近代史，才恍然有悟这不是一两个历史家的问题，这是历史学上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是非问题，这个是非问题，恐怕在今后一千年的中国史学界，也会争辩不清的。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它势将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永无定论的问题。

    张公有意下访

    在我个人来说，作个历史的执笔人，在经过二四十年，对此一问题的教与学，我自觉对张少帅的故事，已有个粗浅的认识。在退休之后，正有心预备对这段中国历史，考虑如何下笔之时，真是无巧不成书，少帅这时也正在托人找我。首先他委托他的晚辈和助手王一方君来找我。一方不认识我，但是一方有个同学好友郭冠英，则是我在纽约认识的小老弟。一方乃改托郭君，到纽约来找我。这是一九八九年秋冬之jiāo的事，这居然又是一个巧合，因为此时我正在台北的「国立中央政治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后高雄佛光山长老星云大师，也正约我和刘绍唐先生一同去访问佛光山，并作点学术报告，有关在五六世纪时期一个中国和尚慧深，可能来过美洲传道的小考证。

    这时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挂电话到佛光山，把张公翌晨的邀请，转报于我。我本想请他换个日期，但是郭君和刘绍唐，都劝我不要改动，因为张少帅此时，还没有完全恢复自由，请一次客，至为不易，我受邀请还要高度保密才好。但是我又怎样向星云和尚jiāo代呢？绍唐说此事由他来解决。他乃向星云说，我有急事非立刻飞回台北不可。

    星云是个最通情达理的大和尚，他不问情由，便招呼庙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飞回台北不可。

    初晤九十岁的少帅

    紧急飞回台北之后，绍唐把我送到来来饭店，便径自回去了，我则按指定时间，乘电梯上到指定的层次，当我步出电梯时，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却又不像是饭店雇员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说"本楼今天不开放"。我看一看手中的纸条，说：我是应约而来的嘛。「谁约你的？」他问。

    「一位张先生。」

    「您贵姓？」他又问。姓唐，我说。

    「您是唐德刚教授？」

    是的，我再回答。

    这人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并说，「张先生正在等您呢。」说着，他便领我到单间的餐室，室外还另有两位便衣人物在走动。他们彼此微笑一下，这人便打开餐室的门，申报说，「唐教授来了。」顺手关了门，他便在餐室的门外了。

    我举目一看，这餐室相当大，餐桌之外还有沙发和其他设备，足够十来个人用餐，沙发上正坐着一老一少在谈话。那年长的戴着黑眼镜，和毛线小帽。那显然就是张将军。他站起来，脱下毛线帽，和我亲切地握手，连说「欢迎，欢迎」。站在他身边的那青年，生得十分清秀，他自报说，「我是王一方」。

    张学良要做李宗仁

    初次见到张氏这样的历史人物，我倒有点矜持呢。谁知张公对我则像个数十年的老友，久别重逢一样，不拘形迹地高谈阔论起来。使我也为之全部放松，跟他有说有笑。

    我们谈了些题外之言后，张公便言归正传地告诉我说，他之所以特地约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