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了。

    管理一个地方最重要是什么？不就是首先人得愿意听从官府嘛！之前军管是一种高压的监督和管理模式，表现出对汉国有敌意的人基本上不是被干掉，就是被迁出了建康城，王猛接管的建康是一个大多数人被惊吓到快成兔子的城池，算是降低了他对建康的管理难度。

    王猛就任之后，首先干的是找一批人出来杀鸡儆猴，那批人必然也是有取死之道。他先收拾人，再使用相对温和的政策，比如官府出资修缮城池，大搞一些公共设施之类的事情，来收拢人心。

    得说的是先抽一顿再给甜枣的策略在任何时代的任何敌方都适用，高压之后的仁慈也更容易迫使人屈服，远比持续的残暴，或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仁慈，更加适合作为管理手段。

    王猛最成功的是让健康居民重新认识到身为一名汉人的重要性，那是数万奴隶作为典型带来的直面印象，有了这一层深刻的比较，谁还会觉得作为汉人不好？

    “臣相应王上号召，于建康大力鼓励手工作坊……”王猛讲了许多，主要是介绍作坊的规模和都是生产什么，后面总结：“百姓有收入便会安心下来。”

    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基本上是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农民或商人。事实上任何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它所有需要都会是从外部购置，无论是农产品或是工业原料都是，那么一些作坊就会显得非常重要，也代表着城市里面的手工业会是居民生存的依赖之一。

    刘彦当然会鼓励人们开建作坊，那是汉国土地政策带来的必然原因之一。再来是，他真的不看好小农经济，也就是自给自足的一套社会体系，认为那样只会让社会变得僵化，不会使民族有太多的对外好奇。

    “小农经济”不管是从字面还是意思在现代和古代并不一样，古时候提倡“小农经济”是凡事要自给自足，不要从“外人”那里去获取，导致有能力的群体就特别喜欢建造庞大的庄园，自己的一个小王国也就那么出现了。

    不存在交流的社会哪里来的进步空间？就是没有互通有无的前提下，庄园除了缴纳固定的赋税额度之外，基本上是无法为国家产生更多的税收。危害最大的是，抱团思维的固定化，通常还会产生无数的野心家，国泰民安的时候他们对国家没有多少贡献，一旦被逮住机会就又会是狂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为王先驱者”。

    诸夏文明的“小农经济”思维一直都是主流，交通不便利是原因之一，再来也是当局排斥人员流动，喜欢各地的人地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反正就是老老实实窝着别动弹就对了。

    刘彦需要人员动弹起来，太多地广人稀的地区需要人口去填补，对土地控制严格的汉国也没有给某些群体搞私家小王国的空间。

    “大汉与外邦往来，外邦之人首到便是建康。”王猛说到这个有种一种难以掩饰的兴奋：“去岁外邦之人不多，今岁大大增加，以波斯人与罗马人的数量最多。”

    王猛的兴奋不是别的，是歪果仁到建康之后没干别的，就是一阵的买买买，不但是贡献了诸多的税收，也是刺激得更多的人置办作坊，吸收了更多的人作为工人。

    社会闲散人员多与少一直是被规划到一个官员的政绩里面，游手好闲的人员一多社会治安也会无比之差，许多的恶性案件就是那些没事干的人弄出来的。

    刘彦有看过相关的公文，的确是有很多歪果仁经由海路前来汉国，他们在马六甲那边交了过路费，到汉国被限定只能在建康活动，没有得到允许不得四处游逛。

    “臣有记录，在臣前来长安之前，留驻建康的外邦人员已经达到两千四百一十人。”王猛是被问到才有以上那句话。他回答刘彦的后面一句问话：“外邦之人无法购置土地，向官府或民间租房、地，公衙在案的商铺计有一百七十二间，仓库超三千亩。”

    仓库当然是用亩来算，毕竟每一间都是有大有小，目前也没有摩天大夏。

    由于从外国前来的人一直在增加，王猛都打算划个区域专门让歪果仁作为居住区。他考虑到外国而来的船只数量也在一直增加，今次还打算恳请刘彦允许，于京口那边专门建造一个使外国船只停靠的港区。

    “寡人允了。”刘彦没理由反对，那的确是更有利于管理。他问：“可有异邦之人闹事？”

    比较神奇的是，王猛给出的答案非但没有歪果仁敢闹事，相反是歪果仁乖巧得很，真有出事也是歪果仁不理解汉国的一些社会习俗，与汉人闹出了一些纠纷，

    刘彦想一想也该是那样，汉军在草原方向大杀特杀歪果仁是不清楚，可是汉军杀到中南半岛，甚至都杀到阿三门前，已经充分表明汉国的强大，强国理所当然是要使人在想干点什么时候思考更多，只有小国的规矩才会不是规矩。

    “地为汉土，自然是以汉律为准。”王猛说的是关于发生纠纷时的一些判案，后面更是理直气壮地说：“他国之民非大汉之民，汉人受汉律保护，他国之人不受保护之列。”

    简单一点的说就是，没纠纷也就罢了，一旦有汉人被牵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