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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得不到释放的情况下就回出现极端，有些人把问题归咎于钱庄，有些人则是把问题归咎于商号中的大掌柜。

    这是一个决策问题，东城豪门的有些人家自己不愿负责的情况下，就把问题推卸给了总号中的大掌柜，认为是大掌柜的无能才导致他们签订了和钱庄之间“不平等的契约”。

    这样的家族不在少数，他们把责任推卸给掌柜的同时，声称自己根本就没有瞧见过这份契约，知情和契约皆是大掌柜的签订，应该和商号无关。

    更有甚者直接声称这件事就是总号中的大掌柜和钱庄之间的秘密交易，其目的就是为了窃取家中产业！

    有些人家更是把商号中干了多年的大掌柜告上了北平府的公堂。

    “恶仆害主”这件事在大宋的律法中判罚的相当严重，一时间不少的东城掌柜纷纷请辞而去，谁也不愿意成为东家的替罪羊。

    这样的行为自然是令人不齿，消息传开神都城的百姓也纷纷声讨这样的行径，但却没有什么用。

    北平府的公堂可不是一般的地方，一旦要上堂便要把话说清楚，这里不是东城各家的公堂，而是大宋国都的公堂，是律法的所在。

    人证物证缺一不可，不似之前把家中恶奴押到公堂上，派个人说明情况就行，还要有人证物证，于是大宋钱庄最近就比较繁忙，拉比跟着也忙了起来。

    他要作为人证过堂，而要把签订契约时的《知情》呈堂作为物证。

    现在整个大宋无论朝堂上下都在提倡律法治罪，便是北平府也不能例外，而钱庄的积极配合也使得冤假错案的可能性被降到了最低。

    贾昌朝在得了龙图阁大学士之后便算是彻彻底底的北平府知府事，眼下这事情他早已看的通透，不是自己能够搀和的，只能把案件处理好之后上报大理寺。

    在他之权范围之内的事情当然要处理好，否则朝堂上的相公们必然要上奏，但超过自己管辖的事情就要上交给大理寺，如此便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此时的贾昌朝明白，自己不能偏颇，也不能有所倒向，东城的水太深，一旦事发就会牵连出一大批的人来。

    据他所知，石家的石元孙，杨家的杨怀玉都在背后，更为让人可怖的是，官家亦是站在背后的人。

    东城豪门的事情，少有眼见的人便知道是官家在被后动手，官营买卖和蔡记都是官家手中的商号，他们打击的对象便是东城豪门的各家商号，这样还看不清楚的人便是无可救药的傻子。

    贾昌朝是聪明人，他绝不会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贾昌朝的优点便是善于总结经验，他和吕夷简之间的关系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是他学习吕夷简的老道，而他同样要学习吕夷简明哲保身的本事。

    东城豪门在朝堂上为自己的铺路根本就是个笑话，那些出自东城豪门的新晋官员自己都在努力的和东城豪门撇清关系。

    这些人在朝堂上混一段时间后就都纷纷明白，为有坚定的跟着官家才有出头的机会。

    遵从官家的改革，遵从文化上的革新，遵从六部相公的指挥，多做实事，多为百姓谋福，这才是他们升迁的最好办法。

    依靠官员之间互相联系，互相给予方便，最后倒霉的终究是自己，若是拿不出政绩，便是自己的名字被放进了吏部考核之中也会被无情的刷下来。

    所以朝堂上的一切早已变了规矩，没人再想着如何结党营私，因为这根本就没有效果，监察院在盯着，黑手在配合监察院，吏部的考核同样有监察院的参与。

    你上报的政绩真假，很快就会被人查到，无论是在地方放上的还是在朝堂上，若是没有拿得出手的政绩都难以升迁，若是伪造政绩，那可就更加了不得，甚至有直接被剥夺官身的可能。

    眼下的朝堂早已不是当初的朝堂，虽说还没到铁板一块的程度，但却时时刻刻受到监察，上至宰执相公，下至地方知县事，无人能例外。

    官家已经把朝堂上的政权和监管之权彻底分开，宰执相公手中的权利只是在朝堂上，在大政上起到辅佐太子的作用。

    兵权在官家手中，官员的吏治考核在吏部的手中，检查之权被牢牢的掌握在监察院的手中，科举之权在礼部手中，而这些最后都指向了官家。

    看似实在分割相权，加强六部的权利，实则实在加强皇权。

    唯一能够约束皇权的，也只有官家自己制定的律法，最近朝堂上就在忙活这东西，几乎每个朝臣都能为大宋正在制定编篡的全新律法建言献策。

    说来怪，相权被分割之后，贾昌朝第一次发现，原来大宋真的是“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

    自己之前也提了两项，关于神都城的知府事职权之辩与神都城的防治之策，这两项居然都被宰执相公范仲淹给夸赞，同时上呈太子报官家御批。

    而御批下来的奏疏再次会到了自己手中，上面有太子以及官家的答复，内容不可谓不详细，每每想到这里贾昌朝的内心都是“热乎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