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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宋，凡是地方上奏中央的案件，先送审刑院备案，再交大理寺审理、刑部复核后，复由审刑院详议，奏请皇帝裁决。

    这么做不是消耗人力物力，而是对生命的尊重以及谨慎，封建时代也并非视人命如草芥，凡是需要呈报中央的案件往往都是“大辟”之刑。

    地方上，知县事一级只有徒刑以下的权利，徒以上的，知县搜集证据，并对案件审理明白，然后上送州里，这叫“结解”。

    县以下的官员只能处理轻微刑事案件，以笞为限，应处杖以上的案犯，即送县讯办，不得自行决断。

    杖以下的刑事案件，由县判决执行，知县署名。县狱只羁押未决犯，已决犯笞、杖罪的行刑后即释放，徒以上的犯均要上解州里，故不羁押已决犯。

    朝廷处理案件也是这么一个流程，但唯一的区别便是神都城，或者说是京师，在这里发生的案件处理起来相当的迅速。

    一般都是北平府查案，大理寺审案，审刑院顶罪，刑部复核奏请皇帝裁决便是，一个月提交一次，交给皇帝集体裁决。

    唯一不同的是，凡御笔断罪案件，不准向尚省陈诉冤抑，否则以违御笔罪论处。

    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给赵祯竖立权威，同时也表明皇权不可侵犯，即便是错了或是不妥的事情也要因为是皇帝的御笔而不能推翻。

    赵祯一开始还有些抵触，但想想便也释然了，皇帝就相当于比最高法院还要权威的存在，都得到皇帝御批的案件定然是不简单的，务必详尽查实，基本上不会有冤假错案，如此皇帝才会定罪，也算是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大宋的司法已经相当完善，重新编纂的《宋刑统》和《皇宋宪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涵盖了大宋如今的各行各业。

    但唯一让百姓期待的却是大宋的律法对特权阶级又是一个什么模样？

    宗室自然算是特权阶级的，神都城的百姓就是要看看宗室在律法之下是一个什么模样，毕竟官家曾经放言“王子犯法庶民同罪！”

    现在便是“王子犯法”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出现“与庶民同罪”。

    三匹马分了三个方向，大理寺，刑部，监察院，这是大宋三法司的代表所在，审刑院已经不需要了，因为这是三法司会审，不需要审刑院在其中定罪，复议，上奏。

    大理寺负责拿人审问，刑部负责旁审，监察院负责列举罪证陈诉犯罪事实等等…………

    这是从唐代便保留下来的审理制度，唐代监察机构内部形成严密的三院制，其监察制度还有一个特点是御史参与司法审判，重大案件皇帝“则诏下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同案之”。

    宋承唐制，唯一的不同便是赵祯把御史台改为了监察院，但性质上是一样的，这应该叫“三司会审”，当然他还有另一个脍炙人口的名字“三堂会审”。

    三法司和后世的公，检，法差不多，但这三家一旦出动也就意味着重大案件的到来，当然或涉及敏感内容，比如有着特大的冤情以及激起民愤的案件…………

    大理寺的官差毫不留勤勉的便闯进了祁国公府，仆从家丁阻拦的时候，赵仲旻看到了大批的禁军出现在国公府外，脸色阴沉的让人助手。

    这些大理寺的官差敢这般行事，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官家已经下旨要彻查祁国公府一案了。

    短短的两天时间，变数居然如此之大，完全让赵仲旻措手不及，难怪官家这段时间没有出手，看来是在搜集罪证。

    不过赵仲旻有信心，只要张家小娘子死无对证，那一切种种便还有回旋的余地，把所有责任推卸给吴管事便好。

    自古以来便是刑不上大夫，大宋的官员治罪要比百姓轻的得多，那本别提皇亲国戚的宗室了。

    这事情若是放在一般人家那是大事，即便是放在官员家中也不小，可现在是祁国公府的事情，官家便是再想要打压宗室，也无法下死手的。

    自太祖开国以来，只要宗室不和谋逆的罪名牵扯上，便不会有事，甚至是牵扯上干系不大也没事。

    当年魏王赵廷美出贬洛阳，交结兵部尚卢多逊。宰相赵普与之不和，诬陷图谋不轨，最后的代价也不过是降为涪陵县公，安置于房州。

    眼下的祁国公府在皇权之道上一直老实本分，从未有过逾越的举动，更别提图谋不轨了，便是官家要治罪，也只能以御下不严，不察是非定罪！

    对于东城豪门的手段，赵仲旻还是有信心的，只要他们派人去了，那就必然会取了张家小娘子的性命。

    若是他们办不到，那就休怪自己无情，多年下来他虽然没有东城豪门的所有账册，但只要是国公府中涉及东城豪门产业的账册自己都有保留，不光如此，他还有一些东城豪门见不得的隐秘也全部记录在册，藏于神都之中，这一点别说是东城豪门，便是父亲也不知晓！

    就在赵仲旻极力算计的时候，大理寺的差人已经把祁国公赵宗说给“请了”出来，毕竟是国公的身份，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