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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初八，又是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也是赵祯御驾亲征的日子，神都城的城墙上竖起了无数的红色旌旗，大宋火德，崇尚红色，鲜艳的大旗在风中飘扬仿若一层层的血浪。

    赵祯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他还是遵照了礼部的规矩，祭了天地之后才准备出发。

    他当然不是亲临前线去指挥冲杀的，坐镇大军的后方就好，如此一来士气也被鼓舞，同时前线将士不用担心他的安慰而小心谨慎，束手束脚以至贻误战机。

    赵祯的亲征事实上只是给大军提高士气，稳定军心，除此之外最多的便是能更快的收到战报如此而已，赵祯绝不会干涉各军的作战。

    这是多年来他和武将之间的默契，皇帝以独裁的权利干涉武将的正常作战，这本身就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皇帝只是皇帝，极少有能做到雄才大略又文武兼备的，这几乎不可能，隋炀帝事实上也不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但很可惜他在征伐高句丽的时候独揽军权，最终也是征伐失败。

    放权事实上是一个帝王最难做到的事情，当你位高权重，当你万万人之上，当你独裁的时候，多年养成的习惯便会不自觉的驱使着你去干预权利。

    赵祯知道这个习惯，也经常被这习惯左右，但他努力的去克服，因为通过丁度的讲史，他发现，有时候平庸的皇帝任用将才往往会获得战争的胜利。

    反而是那些雄才大略之主会在战争上栽跟头，有时甚至是狼狈不堪，丑态百出。

    为何？当然是因为他们自认为自己有才能指挥军队，既然当了皇帝可不就是全天下都应该由他指挥吗？

    这时候，高高在上的君王就会忘记，皇帝也是一个职位，他即使权利再大也只是皇帝，并不能担任将领的位置，有的根本就不具备良将的潜质。

    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君王感叹“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而那些天资平庸的君王却是恰恰相反，他们贵在知道自己的不足，不会轻易的干涉将领的指挥，只要用人的当，往往会收到效。

    赵祯便是如此，他不会干涉军队的日常事务，也不会对如何打仗指手画脚，只是命令将领以什么样的速度前进，并且提醒他们注意补给，剩下的事情纯粹是当一个“吉祥物”。

    当然，在如何用兵这一方面还是需要由参谋军事院的随行参谋负责，这些人天生就是“纸上谈兵”的，他们并非是庸才，恰恰相反各个都是战术能手。

    所谓的纸上谈兵在这里完全是褒义词，意思是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通过不断汇集的战报，军情，他们能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推演，同时得出在什么地方进行伏击最合适。

    主要的目的便是给带兵的将领们提出建议，当然只是建议而已，至于将领们要不要听从，决定权完全在他们自己手上。

    参谋的作用只是信息处理，分析，更多的时候只是服务与赵祯一人而已，并没有指挥军队的权利，所以对待他们的客官意见，将领们也会有所考虑和采纳，这样也就够了。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是赵祯一直所提倡的，刚刚出了神都城之后，赵祯便利用最大的马车改为军情室，即便是在路上他也要了解大军的动向。

    苏轼作为赵祯的“秘”已经常伴帝王左右，蔡伯俙这货也倒是机灵，准备找一个替死鬼出来，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放飞自我”了。

    再说他以使者的身份抵达恒逻斯城与塞尔柱的使者谈判，自然可以避过这场战争，但很可惜，赵祯的一张圣旨就把他找了回来。

    送圣旨的人是赵祯的带御器械，蔡伯俙想拖延也不成。

    这场战争乃是大宋最重要的战争，赵祯打算把所有能力出众的人都挑选出来，文武双方都要出力，最后封赏的时候好酌情加官进爵。

    这一次赵祯打算把尘封在历史中的东西拖出来，建立功臣阁馆。

    唐时有凌烟阁，虽说位于唐朝皇宫内三清殿旁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楼，但却因“凌烟阁二十四功臣”而闻名于世，既然唐太宗怀念当初一同打天下的众位功臣，命阎立本在凌烟阁内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皆真人大小，褚遂良题字，时常前往怀旧。

    那自己也要建立昭勋阁了，这本就是大宋的东西嘛，只不过把时间提前了一点。

    说到底这种馆阁就是为了存放功臣的画像，到时间命苏轼的表兄文同作画，苏轼题字便可，这对表兄弟的文化水平还是相当出众的。

    赵祯已经想好，这些进入昭勋阁的功臣以后都要配享太庙，也算是对赵家忠心耿耿的臣子，即便是去世了也要追加上去。

    比如配飨太祖庙庭的赵普，便是一定要入的，再有便是寇准了，无论他做的好做的不好，有没有存在感，他都是大宋的功臣，单单是澶渊之盟便算是给大宋王朝续命许久了。

    剩下的人自不用说，能点的上名的就不在少数，赵祯觉得怎么也要凑够二十四个，也好比肩盛唐不是？

    眼下这次北伐战争就是最好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