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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祯的旨意先一步抵达大同府，张玉骞在看到奏疏的那一刻便知晓了官家的用意，很显然这是要吸纳辽朝的百姓，可事实上并非易事。

    一来辽人已经察觉，西京道的官员开始用强烈的手段镇压了，二来，大同府的百姓也不愿牺牲自己的利益接纳这些从辽朝逃来的人，生怕他们会抢了自己的饭碗。

    还好官家派了韩琦以及物资前来，否则面对这些不断涌入大同府的百姓，张玉骞还真不知道那什么来安置，大同府虽然富有，可地方上的财政却是寥寥无几，所有赋税都是要上缴朝廷之后，朝廷再度拨款下来。

    但随着张玉骞的不断上疏，赵祯的新旨意再次下达，他也发现其中的问题，由中央不断拨款还不如给大同府一定的自有，大同府可暂时挪用商税安置百姓，年底的时候以挪用之税抵充总税额。

    这是一个改革的最新举措，大同府便是“试验田”，若是成功，以后地方州府再遇天灾人祸，也可依照此法，但赵祯不会把财权下放到地方，否则就会如同后世的明朝一样，出现地方州府有钱供官吏贪没，而朝廷无钱可用的尴尬。

    韩琦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大同府，他的主要差遣便是安置辽朝归义百姓，在这一点上他的立场和赵祯一般无二，必须让这些人安定下来，甚至过上比辽朝更好的生活。

    他已经有了办法，不是把这些人安置在大同府，毕竟这里的人口因为通商的原因已经不少，想要给这些人找出路，最好的办法就是迁徙，迁往蔡伯俙所在的北京道。

    北京道地域广阔州府众多，完全可以暂时容纳下这些人，还有一点也在韩琦的计划之中，既然是辽朝的百姓难免会在恐慌之后返回辽朝，返回他们的故土西京道，只有迅速的把这些人迁走，才能把他们留下。

    韩琦可不希望这数十万百姓来了又走，既然来了大宋，无论你是契丹人还是汉人，都要成为大宋的百姓，成为大宋的一部分，为此韩琦特意上疏赵祯，要求给予这些契丹人入籍大宋的可能，如同当年的党项人一样，成为大宋的契丹族。

    奏疏抵达神都的时候，赵祯便以最快的速度做了御批，纳辽朝归义之百姓入大宋户籍，地方州府不得刁难推诿，更不得欺凌侮辱。

    谁都不知道，这份简单的奏疏后成为大宋吸纳外族的开始，也成为大宋移民政策不成文的规定。

    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什么？领土！最缺少的是什么？人口！

    领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便是这个时代地球上最强的霸主，尤其是在赵祯制定的政策下，大宋的每一寸土地都要发挥着强大的作用，财政赋税，人才培养，粮食矿产等等这些都需要人土地和人口才能实现。

    赵祯一直奉行土地为先，百姓为先的政策，有了土地才会有人来开发利用，有了人才能给朝廷缴纳赋税和培养人才，有了人大宋才会有士兵。

    于是乎韩琦便和张玉骞两人“搭班子”共同完成这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张玉骞以大同府的财税作为购买物资的基础，加上三司拨款的十万贯共计五十万贯。

    这五十万贯不光要购买吃穿用度，还有成药，马车，劳役等等。

    十万人的归义百姓平均算下来一个人要用掉大宋五贯钱的支出！但这五十万贯在韩琦和张玉骞看来却即为划算，五十万贯算什么，不过是大同府一年商税的百分之一，而十万百姓，尤其是从辽朝归义的十万百姓却是花钱也买不到的！

    这对辽朝是一记重创，使得辽人在心理上对大宋的恐惧深入骨髓，也让他们看到其实不用和大宋拼得你死我活还有另一条出路，这条出路便是归附大宋。

    无意之中，一个醉汉的酒后疯话成为一场心理战的开始，赵祯不无感叹命运的神，谁能想到居然是一个醉汉写的历史？

    赵祯派人仔细查过，那个醉汉和大宋没有关系，和黑手皇城司更没有关系，真的只是机缘巧合之下说的话而已，而他的这句话一下打破了辽人的心理防线，先是汉人，再接着是契丹人纷纷涌入大同府。

    其实这些归义百姓的到来并没有给大同府多少的冲击，反而使得大同府的经济再度繁荣起来，这些人都是和要吃饭睡觉的吧？朝廷出钱安置他们，那这些钱最后还是要到商贾和百姓手中。

    最后再通过大同府的税官流回一部分到朝廷手中，其实这次大同府安置归义百姓根本就没有用掉五十万贯，而是三十万贯左右，但效果……惊人的好！

    蔡伯俙在北京道积极的筹办安置这些流民的措施，在他的眼中，只要是失去自己土地的人都算是流民，至于他们是不是归义，那就要看在北京道是否老实了。

    北京道的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手，而这十万百姓的归附自然也是强大的生产力量，若是不好好利用实在可惜，蔡伯俙绝不会放弃这次机会，甚至情愿贴钱也要把这些人安置在北京道。

    十万人看似很多，可在北京道几十个州府之中便显得并没有多少，一个州府最多吸纳五千人便算是顶天的了，而这五千人还包括老弱妇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