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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的大宋资本已经成长起来，他的发展十分迅速，而且有着一种超乎想像的怪模式，家族经营，行会联合，商会集中！

    这一点在宗室和将门的商贾之中却是看不见的，民间的商贾在一开始面对宗室和将门的时候遇到了压力，但他们胜在人数众多，而且肯相信“队友”，团结一致。

    做生意讲究诚信，讲究童叟无欺，可若是以为他们就这点本事实在是小看了大宋的商贾，即便是赵祯都有些小看了他们，大宋的商贾早已富贵起来，一旦富贵便会进一步完善自己的体质。

    而这些民间商贾富贵起来之后，便开始了进步，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理论上都跨越了新的高度，他们会独壁蹊径，择地治生，这在华夏历史上有着无数的成功经验，比如“范蠡三致千金”“猗顿西河速富”“卓氏远迁致富”等等。

    单单是这样的另辟蹊径便可以了吗？好点子终究是会有人想到的，于是这些大宋的商贾便开始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是一种转化的高妙智慧和手段。

    当然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商祖白圭的治生术”即便是儒家都有实例“子贡取与”。

    谁都需要一个好出生，也需要把一位名人捧成自己的祖师爷，于是著名的陶朱公，范蠡奉为祖师爷，也把他留下的《陶朱公商训十二则》当成了行商的准则。

    其中的“置货不苛，蚀本便经”，“售宁随时，可称名哲”、“多寡宽紧，酌中而行”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无敢居贵，薄利多销”的重要意义。

    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不断加入使得一个商贾都不知道的东西逐渐出现，进而开始膨胀，并开始影响整个大宋，它有一个赵祯所熟知的名字——资本！

    在资本的眼中只有利益和不断的成长，而越来越多对他无用的东西会被逐渐的抛弃掉，因为它没有人格，也没有人性，因为它不需要这些东西，它的目标只有一个，快速的成长起来，变得愈发的壮大，最终成为一个庞然大物。

    这不是商贾有意去控制的，也不是赵祯去制造的，而是在一种适当的环境中自己产生的，宗室的商贾也已经形成了一种资本，将门也是一样，但他们相比民间资本来说却是十分的渺小。

    民间的资本有多么的庞大？他们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存在，以商会和行会的形势管理起来，一种并没有出现在历史上的契约制度逐渐形成。

    它无处不在，以至于只要你在大宋境内经商，生活都要和这些资本打交道，甚至在不知不觉之中融入进其中，成为资本的一员，这时候，大家的利益便被捆绑在了一起，资本也就变得越来越庞大。

    每个行业都有商贾，而这商贾所组成的行会便是有着极高的约束力，以至于有的时候其中的一份子在做出过激的举动之后被整个行业所排斥，这就导致了破坏规矩的东西逐渐消失，最后达成一种统一。

    而个人的人格，性格，良知，道德，等等之类的东西都已经无关紧要，甚至消失的一干二净，只留下资本的特性，成长！追逐利益的快速成长。

    所有民间商贾现在已经完全不在乎宗室和将门了，在他们看来，这两个把所有产业都集中在北平府的集团已经不会对他们产生多么大的威胁，即便是开始竞争，也完全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要知道这些将门和宗室的工厂商铺有多少东西需要民间商贾提供？没有原材料你怎么生产，没有器械你怎么生产？没有劳力你怎么生产？而这些东西都掌握在民间商贾手中。

    于是，一场针对将门和宗室商贾的竞争便开始了，无论这种竞争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都无所谓，民间资本所需要的便是让这两个利益集团消失，或者说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赵祯做梦也没想到，帮助自己解决将门和宗室商贾的居然是来自民间的资本，最直观的感觉便是北京城一下子冒出了无数的新开店铺，然后便是海量的商品涌入其中，仿佛天下的商品一下都涌入了北京城！

    百姓们都能直接的感觉到事情的不对劲，因为这段时间，物价在飞速的下降，无论是粮价还是物价都受到了冲击，最先顶不住的不是将门和宗室，反而是一些底层的商贾，他们的物价本就不高，被压制之后已经无法节省成本。

    而将门和宗室的商贾却大多经营奢侈品，价格本就虚高，即便是稍微向下压一压也没有关系，他们还是有得赚，北京城中的物价降低的同时也带来的工厂的改变，支付给工人的薪水越来越低，原因很简单，商贾收购这些商品的价钱越来越低了。

    恶性循环开始出现了，人们并没有因为物价的降低而富裕起来，相反，他们的钱越来越少，东西越来越买不起，同样缴纳的税收也越来越少……

    年节之后，大朝会之后，许多人上疏赵祯，把东京城的这一现象描述出来，赵祯轻轻一笑，他知道这是资本在运作，有人要挤垮宗室和将门的买卖！

    至于是谁动的手，赵祯连想都不用想就知道，当然是自己暗中扶持的民间商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