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毁灭，这不是一个问题，是个人都会追求生存，只有生存下去，才能获得更好的将来，即便是一个废物也当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下去，若是死了便什么都没了，甚至是做废物的资格。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同样如此。

    辽朝面对的是大宋不断的压力，不光是在兵力上的，在文化上，在经济上它都处于下风，这让辽朝有着极大的危机感，但他们同样有着草原民族强大的毅力与骄傲，因为契丹人曾经遭受过更加不幸的过去。

    他们崇尚汉文明的统治，也崇尚大宋的经济蓬勃，所以他们仿制了大宋的交子建立了自己的官子，连名字都是那么的相像，同样的他们也任用汉人作为文臣，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能加强他们的统治。

    事实上，是这样，辽朝开始使用官子之后，经济是得到了一点复苏，同样汉臣也起到了稳定的作用。

    只不过他们忘了，这两样东西都是从大宋学来的，大宋比辽朝更加了解其中的秘密，甚至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否则赵祯也不会打外儒内法的主意而悄悄推行法制建设。

    为此大宋的皇宋宪法经过数次修改，已经日趋全面，而辽朝依旧是在使用已经被大宋早早淘汰掉的人情法，以人的因素为先决条件，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汉家王朝法律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刑法特别发达，更为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法律的特性乃是以刑法为基础的法律样式。这多是为了警告以及震慑其他人。

    而辽朝的律法却相对的更加在乎人情，比如一个人偷窃的是横行乡里的富人还是偷窃一个穷苦人家，或是一个契丹人偷窃的和一个汉人偷窃等等。

    结果绝不一样。

    这种差异造就了一种隐藏在民间的愤怒，公平的待遇是许多人追求的东西，当然更多的是弱势群体所追求的东西，汉人在辽朝的地位虽然被皇帝摆在了相同高度，可下面的人可不认账。

    即便是大辽的相公是汉人又如何？

    总不能把手伸到地方上管理小事吧？

    而且汉人相比契丹人更加的心灵手巧，更加的会赚钱，种地都比辽人在行，唯一不如契丹人的也只有放牧了。

    随着大宋的崛起，汉人在辽朝的生活也会变得好上许多，因为大宋的商贾总是会给汉人以实惠，或是多给一斤的粮食，或是雇佣他们帮工，价钱能让契丹人嫉妒的咬下舌头。

    宋人商贾对汉人的照顾同样也引起了契丹人的民愤，双方开始或多或少的仇视对方，矛盾冲突开始加剧，甚至发生了群殴事件，但对此，辽人的官员完全是偏袒契丹人的，因为他们同族同源。

    大宋的商贾遭遇过几次抢劫，这使得大宋的使者谴责过辽朝地方官员的不作为，但在辽朝的朝堂上却依旧没有多少人重视，他们觉得大宋的使者小题大做，难道大宋的商贾在大宋就不会遭遇抢劫？杀人越货的事情还少吗？

    当然，不可否认赵祯的计划成功了，他巧妙的利用商贾的小手段，让宋辽之间的矛盾变成了汉人与契丹人之间的矛盾，辽朝可有着数量不少的汉人，一旦他们对辽朝失望，站在了大宋的一边，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1:1和05:1结果完全不同。

    对于北伐，赵祯可是下了大功夫的，这不是在灭国西夏之后才被提上了日程，而是从赵祯登基开始便已经着手安排下了，愤怒是挑拨的最佳手段，这愤怒往往会成为矛盾的催化剂。

    两府相公们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对于这些所谓的“正人君子”来说，诚意律己是基本的道德准则。

    当然夏竦可以排除在外，但赵祯同样不打算让他知晓，因为这个老狐狸已经开始向狡猾的“毒蛇”转变，他的方法只会更加激进，赵祯需要的是离心离德，而不是牺牲无辜。

    战争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战争，早已不是打出旗号一路杀伐，直至敌人灭国的传统套路。

    战争是一门艺术，渗透破坏，迷惑敌人，甚至于刺杀等等都是重要的挥毫，稍有差池便算不得完美的画作。

    对于两府相公们来说，眼前的一切都在说明官家是在为北伐做准备，谁也不傻，这已经是官家的第三道调兵圣旨了。

    兵符与圣旨一起被装进金色的匣子中，三才小心的捧着它就像是捧着一个火药弹。

    庞籍等人都知道，只要狄青还在朝堂之中戳着，北伐便还没有开始，何况彭七也在其列

    接连五道旨意，调动了约三十万大军之后，赵祯才停下，其这种甚至调遣了远在训练的踏白军，背嵬军虽然没有调遣，但他们本就在京畿之地拱卫北京的安全。

    “官家，是否要令所有将士归营？”

    狄青的话让所有人紧张起来，这么一来距离北伐便真的不远了！

    “不可，时机尚未成熟，莫要打草惊蛇。”

    赵祯摆手否决了狄青的建议，这时候自然要让辽人蒙在鼓里，一旦大宋进入战争状态，辽人即便再傻也不会上方，当初兵演北伐已经在大宋的手上吃过一次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