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一种干了“坏事”之后的难以自抑。

    限制武官的权力，是先帝郭威，乃至这过去四朝十几任皇帝的夙愿。

    自后梁以来，十几任皇帝莫不出身于武人。

    这十几位帝王感同身受，皆深知武将乱权的危害，每一任皇帝无不想方设法削弱武将的权势，不少皇帝甚至因削藩而丢掉性命。

    但削藩这一浩大工程却并未因皇位、朝代的更替而休止。

    随着一代代帝王锲而不舍的努力，继承权、监督权、司法权、任免权...地方军镇的诸多大权逐渐回归朝廷的怀抱。

    但削来削去，却一直没削到最关键的点，那便是只有武官能够出任封疆大吏的铁律。

    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皆属于武官途径，即便是朝廷想让某位文官暂领一州，这位文官必须先转入武官途径，才能勉强让众武将接受。

    先帝郭威在任时，终于打破了这一铁律。

    自第三朝后晋开始，朝廷基本收回霖方节镇的继承权，地方节镇大多不再父死子替，转由朝廷委派节度使。

    同时，受朝廷直辖的地方节镇，通常三到五年就会换一任节度使。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

    此时交通极为不便利，比如朝廷要将宋州节度使调往西北的朔州（银川市）担任节度使，朔州节度使则来宋州担任节度使。

    这不仅仅是换个位置这么简单，两地光直线距离就接近两千里，节度使上任往往又是拖家带口，凭此时的交通水平，路途上花上两三个月都实属正常。

    如果宋州节度使接到朝廷命令，立刻启程赶赴朔州，他麾下的掌书记、推官都是他的幕府从官，也要随他一道赴任朔州。

    那在朔州节度使抵达宋州前，这宋州空缺的几名官员该由谁来临时担任呢？朔州节度使出发后，又由谁来暂管朔州呢？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后晋朝发明了“权知某州军州事”这一差遣。

    拿上述宋州朔州的例子来，朝廷在通知宋州节度使换镇的同时，会派一名高级武官，以“权知宋州军州事”的名义，简称“宋州知州”，先接替宋州节度使的位置，同时也会从朝廷带几名文官过去接替掌书记、推官的职位。

    朔州也是同理，由一名在开封赋闲的高级武官担任朔州知州，领着几名低级文官接替州务。

    数月之后，两名节度使分别抵达新的节镇，这批暂任官员便会返回开封，将权柄交还给新任节度使及其幕府从官。

    知州依然是属于武官途径的差遣，只有五品以上的高级武官才可担任知州，并未引发武官们的抵制。

    这一制度的创建很好地解决了节度使换镇的难题，因此便一直沿用下来。

    先帝郭威建立周朝后，自然也沿用了这套“知州”制度。

    而且在此基础上，郭威还进行了制度的创新。

    那便是用文官来担任知州。

    郭威篡位之前，就是后汉的枢密使，还统领大半禁军，在军中拥有一不二的威信。

    任用文官担任知州，以削弱武官的权势，虽然激发了不少武官的抗议，却被郭威强行压制下去。

    传到郭荣这一代时，文官出任知州已是常态。

    但知州毕竟只是临时工，等节度使到位，知州就要卸职返回开封。

    地方州郡的长官依然是清一色的武官，伤不到武官体制的根基。

    如今窦仪出任“知西京留守事”却开了一个先河。

    上任西京留守王晏出任凤翔节度使后，朝廷其实并没有调别的武官来担任西京留守。

    所以，窦仪这知西京留守事，并非临时工。

    郭荣趁着一大帮武将都在淮南的特殊时期，安排窦仪出任知西京留守事，就是要坐实一点：文官也可长期担任地方长官。

    这条人事调动诏令发布后，郭荣这几日一直处于干了“坏事”之后既忧虑又兴奋的状态。

    朝中的文官们对这条诏令当然是交口称赞，而禁军中的武将大多滞留淮南，没人发出反对的声音。

    郭荣当然知道，大周与伪唐的战争还在继续，这时候刺激武官们并非什么好的选择，但他已经忍不下去了。

    淮南局势为何糜烂？郭荣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武官执掌新占州县。

    韩令坤、赵晁，一个执掌扬州，一个执掌庐州，都任由部众巧取豪夺、草菅人命，激发了两州民变，极大地破坏了周朝在当地的统治根基，是周军在淮南陷入泥淖的罪魁祸首。

    增派向训、赵匡赞两人代替韩令坤与赵晁后，扬州与庐州的局势肉眼可见的好转。

    向训、赵匡赞与韩令坤、赵晁最大的不同，在于前两者虽是武官，却精通儒学，后两者则是纯粹的武人出生，对儒学可谓是一窍不通。

    活生生的例子发生在眼前，郭荣以疵出结论：接受过儒家教育的官员，更善于治理地方、安抚百姓。

    但在庞大的武将群体中，精通儒学者屈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