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洪承畴并不是打算困死联军，扶风县在凤翔府的东部，关中平原腹地，虽然收成不好，但还不至于把手里有刀枪的人饿死。

    其实高一功还真没猜错，洪承畴的确遇到麻烦了。

    曹文诏的死终于让崇祯明白，让洪承畴一个人管五个省实在是太不现实了。不久前，他免除了洪承畴五省总理的职务，以卢象升代之。

    说来也奇怪，要是别人遭遇这样的惨败，脑袋都不见得保得住，但是崇祯对于洪承畴却并未失去信任。洪承畴继续担任三边总督职务，卢象升所辖的五省中去掉了陕西，又加上了南直隶。毕竟连凤阳都已经被打下来了，南直隶也成了战区。

    这一次，崇祯的任命一反常态，相当高明。卢象升和洪承畴是此时大明朝最能打的两个文官，原本洪承畴的辖区过大，管不过来，卢象升又窝在湖广，难以施展。现在卢象升任关东，洪承畴任关西，权责划分明晰了，指挥也变得顺畅了。

    此外，洪承畴打了大败仗，总得有个交代。崇祯撤了他五省总理的职务，却没有削减他的待遇和兵权，既做出了惩罚，也表达了自己依旧信任洪承畴，没有拖陕西战局的后腿。

    这一回崇祯的表现，甚至让李自成怀疑他让什么东西附体了，怎么一下就开窍了？

    其实也不用担心，很快他就会变回原样的。

    比如说这次，崇祯虽然照旧给了洪承畴权力，可是没给他配套的军费。

    王瑾打下了凤阳，让崇祯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到了东边，增加河南、南直部队的预算，甚至加强大运河的防护，这样一来，洪承畴能得到的资源就变少了。大明朝现在的财政情况就是这样，要补东墙就得拆西墙，拆来拆去，东墙西墙都开始漏。其实这也是不问自明的事情，崇祯手里要是有钱，在崇祯元年、崇祯二年的时候堵住陕西一省的窟窿就行了，何必拖到现在。

    所以这一次洪承畴重新明确权责，也得重新整理经费。现在不存在双重管辖的问题了，只要是洪承畴管辖的部队都得他负责到底，故而就算李自成和高迎祥闹出了围攻扶风这么大的动静，洪承畴也没时间管他们，他得忙着发工资。

    之前有“六月平贼”的指标压着，秦军上下的弦都紧绷着，曹文诏一死，大家也都知道“六月平贼”是放屁，就开始破罐破摔了。之前担心在皇上踌躇满志的时候顶风讨薪容易成为替罪羊，现在卫星已经放完，洪承畴也把湫头镇之败的责任扛下来了，大家就该商量商量工资的事了。

    之前洪承畴一直对大家说，先咬牙挺过这段时间，不要耽误六月平贼的日期。但是牙也不能一直咬着，总得有个期限，洪承畴也不知道朝廷的经费什么时候能批下来，也就只好许诺，等到秋收之后，就先在省内搞一拨加派，再挪用些秋赋附带的省内杂捐，把军饷的窟窿补上。

    泾河王桥头之战中，为了让士兵渡河夜袭，洪承畴当然砸了不少赏钱，再加上之前行军产生的开销，还有打了败仗之后收拾残局要花的钱，已经让洪承畴难以再发动攻击了。他的经费看上去也不少，但是先要保证全体秦军及其家属的生计，可以用来发动战役的着实有限。

    打了这场败仗之后，官军的士气也降下来了，谁也不想在发工资之前去拼命。王桥头之战发生在八月十四日，第二天就是中秋节，中秋节到了，也就意味着洪承畴答应的开工资的日子到了。全省大小将官，甚至督标将领都来找总督要钱了。

    虽然洪承畴很佩服他们被打得跟孙子似的还有脸要钱的臭不要脸精神，却也知道要是不发饷，就不止是打败仗这么简单了。于是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洪承畴也在忙着拆东墙补西墙，从陕西各地筹款填补军饷，至少得把半饷保证了，别把当兵的饿死。

    贺人龙、曹变蛟、左光先、王世钦这些人指挥的野战部队都是要发全饷的，否则接下来就别指望他们去和高迎祥、李自成打仗了。其实按理说，这些精兵在大战在即的时候是应该发双饷的。不过回顾一下大明朝的历史，上一支要双饷的部队似乎还是在万历二十三年的蓟州兵变时因为讨薪被官府诱杀的戚家军。给大明朝当兵，不饿死就不错了，还想靠工资发家致富？要致富只能上战场上去抢。

    但那些远道而来的客军不能扛着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回家，抢来的东西要变现，就只能卖给随军商人，而这些人的背后都是有高级将领作为后台的，所以开出的价格往往比土匪销赃更低。回到驻地之后，士兵们要购买柴米油盐，还要再受一道盘剥。秦军士兵大多驻扎在边塞贫寒之地，到这里来做生意的商人背景更厉害，甚至能通到京城。商人的关系当然是花钱买来的，边军将领也要打点，而这些花费理所当然地都反映在了边境地区的物价上。士兵们纵然在战场上毫无底线地劫掠，他们的战利品也会被将领、官员、商人乃至京城里的勋贵、太监联手套回去。

    尽管大家讨薪的时候反复强调，我们说的不是钱，说的是这个事，但洪承畴明白，就是钱的事。那么多自幼读圣贤书的文官都是千里为官只为财，丘八们拼命打仗岂能不求财。洪承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