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间王必然会卖他这个面子。”

    但司马遹的眉头皱了起来。

    赵王的办事能力，他可是知道的，这赈灾的事情交给他，恐怕那些赈灾的东西，会被他全部贪墨了，非但得不了赈灾的作用，反而适得其反。

    “只是赵王，恐怕没有这个能力。”

    “陛下许以赵王好处，赵王必然欣然前往，也会尽心尽力，换一句话来说，便是赵王的事情办砸了，那也是赵王的事情，与陛下没有任何关系，陛下忧国忧民，派出了赈灾使团，雍州百姓也不会怪到朝堂身上。”

    听完王生的话，司马遹的眼睛顿时变亮起来了。

    “好主意，便如此做了。”

    王生点头，马上提笔写起来了，再将自己写好的东西递到身侧宫女手上，那宫女再将这奏章拿到皇帝手上。

    看了一会儿，皇帝轻轻点头，便也就盖上印章。

    就此事，王生觉得应该多说一点话。

    “陛下，这百姓无米可炊之事，可不仅仅是在雍州，凉州亦是如此，更不用说像是辽东这些地方了，各地灾祸，加之各地豪商大族勾结，百姓食不果腹，若再如此下去，恐怕即便是没有那些有心之人，天下也会乱的。”

    每一次朝代崩溃，关键的问题在于土地兼并。

    西晋的人口自然是大不如其他朝代的人地压力还不大，土地兼并问题也没有到明朝末年那般无可救药。

    但问题也是很严重了。

    西晋现在的田亩制度是占田课田制。

    占田课田制是规定人民可以占有土地的法定数量和最高限额，但朝廷没有任何措施保证百姓占有足够数量的土地。

    占田制并没有改变原有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地主和农民所有的土地仍然得以保留，不足规定限额的还可以依限占垦。

    课田的意义，一是课税，二是课耕，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

    在占田数内，丁男课田五十亩，次丁男二十五亩，丁女二十亩。课田租额，每亩八升。

    朝廷不管人民是否占足限额土地，一律按照上述标准征收田租。

    只有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不课田者，交纳“义米”，每户三斛；更远者交五斗；极远者交“算钱”，每人二十八文。

    占田、课田制的施行，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此制颁布后，出现了太康年间社会经济繁荣的局面。

    太康元年西晋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余，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余；到太康三年有户三百七十七万，增加一百三十多万户。

    表明在占田制实行后，许多流民注籍占田，使国家户籍剧增。

    而户籍剧增，便代表着国家的税收也增加了。

    史称当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百姓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安居乐业，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牛马被野，余粮栖亩”，农村经济自汉末破坏之后，一度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占田制的精神，一方面是限制官僚士族过度占田，另一方面则企图使小农占有一定耕地，以保证国家赋税收入。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其效果有限，对于官僚地主来说，可以通过品官占田荫客制，大量占有土地和依附人口，不足限额的还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依限占足，超过限额的，在占田令中又没有规定任何惩处措施，官僚地主得以继续兼并土地，有利于士族地主经济的发展。

    因此，“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的大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

    石崇王恺，以及各地大世家大门阀依旧财力无限，权势滔天。

    不过占田制对于官僚士族兼并土地、人口毕竟有一定限制作用，西晋土地兼并不如两汉和东晋南朝剧烈。

    当然，这作用可以几乎忽略不计。

    农民虽然名义上有权占有一小块土地，但事实上仍有许多“无业”或“业少之人”。

    农民所受剥削也较前加重，西晋课田按丁征收田租，租额比曹魏时期增加一倍。

    而且不论土地占足与否，都按法定课田数征收。

    王生这些日子也很好的研究了占田制，发现其中有许多应该修改的地方。

    同时，王生心中也知道。

    从东汉末年到三国，豪族化为世家，如今已经有向门阀进化的趋势了。

    历史上，西晋占田、课田令颁布后十年，就爆发了统治阶级内争的八王之乱，不久刘渊、石勒相继起兵，北部中国又陷入干戈扰攘的时代，包括占田、课田制在内的西晋典章制度均遭受严重破坏。

    从历史的旁观者可以看到，所谓八王之乱，虽然是打乱了天下，但却是肥了世家。

    世家完成最后的积累，一跃成为门阀。

    若是从现在限制世家，或许有所成效。

    “天下如此，朕要如何？”

    这位皇帝比晋惠帝来说，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

    最起码，他没有说出何不食肉糜这种话来。

    “占田制虽出，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