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采纳某些官员的举荐，聘请王韬到大明官府做官。     因为朱敬伦觉得，王韬这样的人，他们最好的舞台，还是通过他们的言论和思想，去启蒙广大的民众，是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官员。朱敬伦甚至不无担忧的想，想王韬、福泽谕吉这样的人，真的让他们当了官，弄不好就从高高在上的思想家，一下子沦落成为嘴炮党了，那样就实在是太可惜了。     王韬当然是这个时代中国读书人物中的佼佼者，是启蒙思想家之一，但是这样的人，在中国不是一个，而是一大群。     可惜的是，一大群王韬，在中国没有起到一个福泽谕吉在日本起到的作用，他们根本就没有引起重视，除了极个别像李鸿章这样的老道政客外，权力阶层对他们的思想不感兴趣。     这是中国由于旧文化传统根深蒂固，跟日本相比是缺少一个福泽谕吉式的启蒙思想家，但是却有一大群申报编辑和王韬这样的人物，他们没有通过某一本书对整个民族进行启蒙，却通过报纸表达了他们的观点，通过报纸让他们的现代意识影响了更多的人。     中国也不可能出现福泽谕吉那种人物，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有文无第一的传统，儒道里很难形成福泽谕吉式的思想教父地位的人，即便是曾国藩这种人，在他威望最高的时候，都依然有一大批人不服他。     魏源写了海国图志这样的启蒙书籍，在中国反响平淡，传到日本却引起了轰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在中国有大把不同意魏源思想的人，而日本人却很喜欢将外来思想和文化推崇到较高的地位。     这不能单纯的将中国人批评为麻木不仁，主要还是文明中心和文明边缘民族，对待文化的不同习惯使然，中国人习惯了自己创造文化，然后输送到四邻，日本习惯了从外面吸收文化化为己用。     这种不同的民族习惯，是近代史上满清和日本变革一个失败一个成功最大的文化因素。     但具体的因素，则一目了然，是双方掌握权力的上层精英，对待变革的态度完全不同。     其实中国遇到的问题，日本同样也遇到了，中国遇到的变革阻碍在日本也同样存在。     日本改革精神教父福泽谕吉就在74年10月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就谈到了变革的困难。     他说：“日本的形势确实艰难。为在外交中享有平等，就要在国内消除狂妄。如先考虑内部事务，就不能有助解决外部事务；如处理外部事务，国内的混蛋就会蠢蠢欲动，如顾此思彼则将一事无成。事情虽如此艰难，但也没有理由不去努力。”     日本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同样遇到有国内混蛋扯后腿，但日本人显然更务实，他们“没有理由不去努力”。抱着这种，尽管困难很多，不管怎么做都有人扯后腿的现状，依然坚持必须做事的态度，日本最后成功了。     满清失败就在于，政府最上层经营，为了改革不断的进行争辩，争辩未必是什么坏事，理越辨越明，可问题是他们只是一个劲的争论。革新派和守旧派争执了几十年，但是争论归争论，就是没人去行动，一切只局限于空谈。真正塌实肯干的，就只有地方上几个大臣搞的洋务运动，还不得不搞的小心翼翼，无法得到举国的支持，最后在甲午战争的失败中中功亏一篑！     朱敬伦很庆幸，尽管大明作为中国这个文明中心的一部分，大明的国民也跟满清的国民一样，对待外来文化总是抱有自身的文化优越感，这些年对于外来文化的抵制和批评就没有断过，可是在朱敬伦的强行推动下，不但他始终坚持做事，而且他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通过派遣官员出国留学访问，通过他们在国内跟外国人接触，通过切实的官府变革让他们感到便利，已经影响到了一大批官员，至少是陈芝廷等这批官员，尽管在文化上还没有放下优越感，但是已经不排斥西方的管理制度，甚至已经开始主动的，有意识的去推动西方管理方法了。     可以说大明虽然也有很多的积弊，没有彻底解决官员贪腐问题，没有解决官场人情问题，更没有解决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可是有一点朱敬伦可以确信无疑，那就是至少在大明高层，从朱敬伦到六部，甚至到府一级官员，都是一群做实事的掌权者。     这就早就了现在这种，从皇帝到官员都在做事，其中最大的原因，主要朱敬伦这个皇帝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而且确信自己这么做之后能够收到的效果。     朱敬伦很清楚，他要做的，不是亲自去办工厂，亲自去搞工业，他没有那种精力，他要做的，只是将权力始终交给这些能够转变世界观的官员手中，就像日本明治维新期间，他们的国家权力，始终掌握在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这种务实政客手中，而不是交给翁同和这样一批嘴炮党手里让他们慢条斯理的争论个几十年。     .朱敬伦很确信，只要他坚持这种做法，哪怕文化自豪感强烈的中国人在思想和文化上转变的速度慢一些，甚至始终无法转变，而是诞生出一种新的中西兼容的文化，那么至少在经济、军事上，大明绝对不至于落后。     因为只要这些肯干事实的官员掌握权力，他们势必会引进西方社会中最好的那部分，会鼓励兴办工业，鼓励工商业